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，看清中医近现代的发展历程更能面向未来

岐黄医道奥非常

国之瑰宝慎勿忘

天狼食日瞬息去

过后依然照穹苍。

前一篇《只有对中医理论的全方位解构，才能明白文明的进程与发展的方向》论述科学与哲学的角度看中医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，但还不涉及社会。这一篇讲讲近代与现当代的一些中医现象，但这种现象本身是实践产生的，人的主观意识所产生的，以前发于同名公众号内，看过我的文的人会理解什么是客观的事物，什么是主观的事物，如何分清属于物质性所产生的现象，哪些属于人的意识性所产生的现象，虽然二者整体性的存在，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应，但个体的主观意识影响着理论的形成与应用，人的因素是最大的影响人类社会最大的因素，是辩证法中所说的意识的主动性，因此不了解意识的作用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各种社会现象，当历史发展到王阳明时代，阳明心学因此而出世，但却被现代哲学定义为主观唯心主义，这其实也是一些学者主观定义，另文再讨论。

中医近代史与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。

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，也有风狂雨骤之时。没有风狂雨骤，那就不是大海了。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，但不能掀翻大海。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，大海依旧在那儿！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，中国依旧在这儿！面向未来，中国将永远在这儿！

传统源于客观与整体，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。站在历史的潮头看现在发展与过去的艰难，何尝不是一次次曾经上演过，但却从来没有倒下过。

一、近代反中医言论辩析

知己还需知彼，从反对者的言论看中医，同时也能知道现在中医现状的根源。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后，一些近代文人对中医的认识。他们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，批判中医，影响深远直至现在。而中医是集东方文明的大成，它既有文化的内涵，又有哲学的厚重，还有科学的严谨，成为了东西方文明交锋的焦点。

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西方科技与哲学快速发展的同时，西方人文、科学等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枪炮进入中华大地，正是有了西方文明的参照，成为了反对一切传统文化的标尺。出现了众多文化大师、革新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全面批判，通过当时的新兴媒体，把这种批判大规模地传播开来，中医就成为了文化批判的众矢之地。当时学者和上层官员联合都批判所谓的旧医学，代表人物有曾国藩、俞樾、吴汝纶、严复、蔡元培、梁启超、陈独秀、陈垣、鲁迅、吕思勉、周作人、陈寅格、胡适、郭沬若、毛子水、冯友兰、傅斯年、江绍原、陈序经等。

举两位反中医人物的观点辩析：

1、俞樾

俞樾是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也是极具代表的，因为他提出了“医可废，药不可尽废”的观点现在仍有盛行。作为清末著名学者，翰林院修编，作文《废医论》七篇和《医药说》对中药大加攻击。到了晚年，几位亲人的相继病逝和悲凉的生活情景，逐渐改变了他对中医尤其是中药的看法。一首诗流露出他当时的心态：“景沪桑榆病是常，原非二竖故为殃，不能坚执废医论，反自营求却疾方。徒使人间留尤物，恐劳泉下盼归，最怜儿妇清晨起，苦为衰翁药饵忙。”

俞樾《废医论》的主要论点：本义篇，讲古代医巫不分；原医篇，黄帝内经附会于传说的人物；医巫篇，讲古人治病都是巫术；脉虚篇，讲脉的书都不一样，是假的。药虚篇，讲药性寒热，冷热没看到；证古篇，病能好的用药不药都会好，不会好的用了药也不会好，等等既然医是巫医，号脉、用药都不可靠，“医术曰以颓败，为什么不可以废呢？”俞樾的文章的论点与论据都是大多是从文字里去考据。

这就犯了以文解文的错误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而这种以文字研究来反对，说哪一篇哪一条文有毛病，前后不一致等等，文字是工具，而中国语言的特点是一词多义，必须放在必要语境，实践中解释，相同的词不同的用法，语句的不同位置等等都有不同的意义，即便如此古文还有很多的通假，更何况用于记录如此复杂的医学的文字呢，从语句上找毛病肯定是多多的，所以才要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在实践中去理解经典文字中的精要。

2、余云岫

余云岫是实质性的反对中医且付诸于行动的。年少时曾学习中医，后公费赴日本留学。1916年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国，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，在沪开业行医，兼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。兼任民国政府卫生、内务、教育等部门会顾问。1929年，在汪精卫支持下，提出“废医存药”废止中医案，不只写书，还从管理上废止。

他写反对中医《灵素商兑》，主要内容可这句话来看。“自人体解剖之学盛，而筋骨之联络、血管神经之分布、脏腑之位置功能大明。自显微镜之制兴，而四体百骸之微妙无不显露。于是乎官骸脏腑之关系日明，而生理病理之本源流末，渐得其真相。至于今日，强半已为定论，洞然豁然，不容疑虑。《灵枢素问》，数千年前之书，以粗率之解剖，渺茫之空论，虚无恍惚，其谬误可得而胜发乎？曰：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，而摧之也。客曰：空谈不敌事实，今者新医日盛，见地日确，前古荒唐无嵇之学，将日就湮没而自尽，不攻而自破，此篇不作可也。”

他就是用现代医学的原理来解读中医，中医没有解剖，没有生理学等等，全篇都是在用西医解中医，犯的错误就是中、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。用不体的体系的理论来反证，这种方法来是错误，传到现代仍然用这种以西证中的方式。因为不同体系的理论可以进行类比，但仅仅只是一种解释的方法，是形式逻辑学中类比逻辑，不同类型的事物通地某种相似进行类比，只是放大了相似性，而忽略了不同之处，在逻辑上只有解释的作用而没有反对的作用。

上面的两位反对中医的一位文贬，一个武灭，他们的思维与做法一直传到现在，直接影响到中医管理政策，建国后余云岫他也参与新中国的卫生事业。

还有一些文人：

吴汝纶，桐城派末代文人，做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推崇的是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，对中医看法是“于中医之一笔抹杀”，是“吾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，早已一钱不值”，他的文章多处提到中医虚妄无益。所以在毛泽东《讲堂录》(1913年)笔记中针对吴汝纶的文章，吴的那篇文章里是没有中西医的内容的，但主席仍写了评论：“医道中西，各有所长。中言气脉，西言实验。然言气脉者，理太微妙，常人难识，故常失之虚。言实验者，求专质而气则离矣，故常失其本，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。”当年主席是20岁，这段评价即是站在哲学的角度，同时又符合系统理论的评价。但那时没有西方的系统论，能看到这些是难能可贵，比现在的中医黑更不知高出多少倍。

鲁迅：“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”由于父亲的病迁怒于中医，文人的写法很容易带入个人的情感。后来推断他父亲周伯宜，因涉嫌科场贿略案，被拘捕审查，革去秀才，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，其后常常借酒消愁，以致郁结成疾。在绍兴城里，请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医隔日一次，整整治了两年，病情却逐日加重。有一天那位名医来诊，看过病情以后，自感江郎才尽，便极诚恳地说自己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，再也无计可施，于是推荐当地更有名的中医陈莲河来诊治。陈莲河，就是近代名医中医何廉臣，鲁迅有意用谐音将他的姓名颠倒写了。后来鲁迅坦诚地说：“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，但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”《坟.从胡须说到牙齿》。那底有没有耽误，按病情推断治了两三年的类似肝癌的病应该不是耽误，而是延命，至于用一对蟋蟀还要公母就是文人的春秋笔法了，应该是用蝼蛄，南方多见，利水消肿，可治肝腹水。

梁启超：称阴阳五行是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，后来因尿血，到北京一家著名西医院治疗。医生诊断说是肾脏的毛病，需要作肾切除。本来，朋友劝他服用中药，但梁启超坚信西医。结果，在右肾被切除之后，他的病情仍无好转。医生于是又诊断说，病因在牙。在拔掉七颗牙齿之后，病情依旧，梁启超三年后死此病。即使在他明知自己被误珍误医之后，他怕因此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声誉，带病撰文：“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幼稚，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。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，虽然诊查的结果，不如医生所预期，也许不过偶然例外。……我盼望社会上，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，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，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。”这是死不悔改。

李敖，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发表《修改“医师法”与废止中医》。他认为中国的医学史，并不是什么真的“医学”史，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“巫医”史。2010年世博会后专门去拜见国医大师颜德馨看病把脉。而当年著文时他才二十出头。所以说年轻人不要乱说话，到老了才知道什么是经验。

严复“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，将中医药归为风水、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。”“听中医言十有九误”。

陈独秀“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，复不事药性之分析。……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”。

梁漱溟“中国说有医学，其实还是手艺。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，并且可以十分悬殊。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，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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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文人的局限，认为当时西方的科学才是科学，而对于中医的内容相互之间有太多的相关性，它是个非常大的整体，用分析方法就只看到其中一点，就象盲人摸象一样认为大象，仅仅是只棍子或是只蛇或是只柱子一样，而对于平常人来说，习惯了思维方式是线性的、单向的，就算能了解一些而不能熔汇贯通的也就存在很多的思想壁垒。

他们对西方文明膜拜到骨子里的，要么说中医的疗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，要么说是疗效是自个好的，这些议论与指责都已经失去了科学客观本意，现在网络上的的一些人等使用的说法，几乎都来源于近代文人，但这些人也已百年。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，很多新的理论的产生是前人所未知的，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这种否定有他们的历史的局限，而今的某些人则是用现代媒体卖书、骗钱，骗粉等等，精神堕落道德伦丧了。

还有将中医归经验科学，就是偏重于经验事实的描述而缺少抽象的理论概括性。但中医理论到《黄帝内经》的完成就已形成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，而中医的科学定位，前文已详细阐明。对于习惯了当代科技的思维方式，不能很好地理解现代科学分析思维与古代整体思维的关系，就算能了解一些但不能熔汇贯通的也就存在很多的思想壁垒。现代科学技术要了解某一门类，只要看一些科普的知识就能理解，而中医的科普说得再多没有深入进去了解都会是一头雾水，而分析思维与整体思维的矛盾就会陷入以西解中的坑里。

而那些中医黑子们的问题，就如同阳明先生所说：”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，是以人各有心，而偏琐僻陋之见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，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，诡辞以阿俗，矫行以干誉，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，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，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，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，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，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，相陵相贼，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、彼此藩篱之形，而况于天下之大，民物之众，又何能一体而视之？则无怪于纷纷籍籍，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！“

整体社会的混乱，很大程度上源于意识的混乱，”任用私智“的混乱，请仔细认真领会上面这段话，明白伪科普、中医黑是形成社会意识混乱的源头。

二、百年中医的艰难历程

那么中医为什么没有发展呢，看到很多中医黑说因为有政府的保护，要不中医早就完了，而实际上，中医的百年是被打压的百年，艰难前行的基础是那根植于中华大地的厚重。

从民国北洋政府始，中医就不列入现代教育，而仅能以民间办的形式开办现代中医学校，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。

1929年南京政府通过排挤中医的“废止中医案”，中医界开始了大规模的抗争，然而这仍然没能使南京政府歧视和排挤中医政策性根本变化，之后很多地区民间办的中医学校都关闭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卫生部也曾形成一套行政措施来围剿中医、消灭中医，政策实行了三年之后，全国中医业一片萧条，直到毛主席出面制止。

改开后，仍继续推行按照西医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来管理中医药，并制定了一些不符合中药发展的管理方法、破坏了中药的发展。《执业医师法》规定，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方能参加资格考试，且考试内容近一半是西医知识。《药品管理法》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，否则，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，临床自制丸散膏丹是中医师的一项基本技能，民间秘方均是自制药。《中医药管理条例》种植需要认证标准，中药饮片生产与销售需要认证，产品成本也大幅提高，造成一部分人吃不起药，吃中药比吃西药还贵，人们吃不起中药，成为极少部分人将吃中药看成为一种奢侈享受，这些就是压在中医药行业的三座大山。

中医从业者，比如在民间执业多年中医改行，因为要学历要考试，很多都是师承出来的，谁都不想去违法吧。还有一些呢出国。二三百年的医派几乎全出国了，少数为生计维持着“非法行医”。

而现代教育的中医学生都要西医类的学习，而且学习时长等于中医知识的时长，使很多学院派中医基本上不会用中医思路看病，没有师承或脱离临床，只会看化验单，中医后继乏人，整体上中医人数与水平都大大降低。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不同，在教育方式上也必然存在差异，在现代分析科学思维方式下教育成长起来的中医，无法进入中医思维状态，没有很好使用中医的技术，就没有了疗效，不仅害人而且害己，害了中医的行业。

还有中医的理论研究也少了，去搞中医西解，花费着巨量的资金，成果又有多少呢？而认为搞中医理论就是虚的，可是别忘记了，所有的操作都是在理论指导之下的。理论阵地丢失，技术如何能守。

民国时期有中医80多万人，1949年27.6万人，2002年还是27万余人，到2015年全国现有西医600万人，中医药工作人员约45.2万人，不足1/12，而多数还是“中（西）医”。

对中医的诸般限制历史，黑中医不断地重复。现在呢，国家在已经察觉中医缺乏的紧迫性。一是国际上中医发展的迅速，自己不发展就会让别人发展，二是国内医疗矛盾的增加，把医疗行为当成买卖，没有了中医的传统精神，三是医疗支出的日益庞大。

近年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医政策与中医法的实施等，都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。一方面中医的科学性，一方面中医行业可以大幅度的减轻医疗支出提高健康水平，发展中医是历史的必然。这也是中国政治的必然，是人民健康需求的必然，是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政治需求，而不是“中医黑”口中的政治保护。

中医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弱化与市场需求有关，中医源于原始社会，形成于封建社会，其历史现实是社会生产力低，不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大规模需求，同样重新崛起也与市场需要有关，这些是中医理论的内因与市场需要的外因的相互作用。

政策必须是建立在为最大数人民谋福祉的基础上的，是人民群众的需要，才是政治的需要，只要是违背这个原则制定的管理制度就是错误，制定违背中医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制度，大大地损害了中医的发展，从而给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，求一中医而不可得，造成了社会伤害，有必要从法规上更加明确。

中医药服务领域实现全覆盖，中医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之一，不能认为就能在事实上会有这个发展的结果，如果不能认识到其中的制约因素就会变成中医药的“大跃进”。因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的因素，其理论的特点是需要整体思维的，使人才的形成较困难，而现阶段那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还真不行，这些是历史的欠帐。

同时中医行业存在的良莠不齐该如何解决等等都是限制性的因素。

三、中医行业自身存在的问题

中医科学性，觉得还应该从反方面看才能客观，必须了解的就是中医业存在的弊病。

中医行业从来就没有多好过，从医源于巫开始，那是人类认识的局限。但总不能说医永远就是巫吧，发展地看。《黄帝内经》里就反对将医与巫合起来，有“拘于鬼神者,不可与言至德”。这里也说明存在一些医巫不分的人。

医圣之作《伤寒论》序言里有“观今之医，不念思求经旨，以演其所知，各承家技，终始顺旧，省疾问病，务在口给。相对斯须，便处汤药，按寸不及尺，握手不及足，人迎趺阳，三部不参，动数发息，不满五十，短期未知决诊，九候曾无仿佛，明堂闕庭，尽不见察，所谓窥管而已。”看那时的医生，很多也是不学习的，看两三分钟就开药方的医生，不规范医术混日子的多了，害人不浅。

这些就是早期医生，再到清朝《医学源流论》里，徐灵贻大骂当时的医生，“人命所关亦大矣。凡害人之命者，无不立有报应。乃今之为名医者，既无学问，又无师兼以心术不正，欺世盗名，害人无算，宜有天罚，以彰其罪。”这些是沽名钓誉的。

还有乱学医术害人的，“又《内经》以后，支分派别，人自为师，不无偏驳；更有怪僻之论，鄙俚之说，纷陈错立，淆惑百端，一或误信，终身不返，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。故为此道者，必具过人之资，通人之识；又能屏去俗事，专心数年，更得师之传授，方能与古圣人之心，潜通默契。若今之学医者，与前数端，事事相反。以通儒毕世不能工之事，乃以无文理之人，欲顷刻而能之。宜道之所以日丧，而枉死者遍天下也。”

还有将医书放自己家的，中唐时期的药王孙思邈就是到晚年才看到东汉时张仲景写的《伤寒论》，间隔了五、六百多年，知识的传播不易。

还有清黄元御的《四圣心源.序》里所写，不死于病而死于医：“夫医虽艺事，而拯疾痛，系生死，非芝菌星鸟之术，可以诡诞其辞也。阴阳有纪，五行有序，脉络有度，非博辩横议所能推移其则也。一病之作，古今如一，非风俗政令有时代之异也。一药之入，顺逆俄顷，非百年必世可虚遁其说也。然而宋元以来,数百年间，人异其说，家自为法，按之往籍，则判若水火，综其会通，则背若秦越。夫岂民有异疾,药有异治哉?或俗学废古,恶旧喜新,务为变动,以结名誉，凡在学者,莫不皆然,而医其一也。故脉诀出而诊要亡，本草盛而物性异，长沙之书乱而伤寒莫治，刘朱之说行而杂病不起，天下之民，不死于病而死于医，以生人之道，为杀人之具，岂不哀哉！”

中医的经典著作里，序言里几乎都有骂不明医术的庸医害人，说明了医生害人自古就有，而且很严重。

再说现代中医行业中的怪象的文章，比如说国医干祖望先生的《还中医本来面目》：“上当之人和蔑视中医者，都因没有看到中医本来的面目。李鬼若不是在“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，时值新秋，叶儿正红”（引《水浒传》43回原文）之地碰到了李逵，他就永远是黑旋风。”说的就是很多假中医头顶着中医的名，干着“李鬼”的事，而这很多人还没有遇上“李逵”，或者难识这种李鬼。

一篇中医研究生的文：近段时间来，我一直浸泡在所谓的中医临床研究生的培养中，对其有一些了解和思考，发现这它并不是想象中的样子。如今的规范化培训，使我们大多数中医人中不中、西不西，虽号称自己是中医界首府学子，但真正热爱并深入学习中医的人并没有几个。有这样的现象的主体不单是学生，通过临床转科，我发现现今临床上真正带教的“中医老师”更是凤毛麟角。大多数老师都说自己中西医结合，但在我看来，所谓的中西医结合不过是“忽悠”病人的说辞而已。当一堆检查做完，西药治疗无效时，才考虑加上中药。而所谓的开中药，也不过是随心所欲，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的一个流程。有时甚至没有去摸病人的脉、看病人的舌象，方药就开出来了，而所开的药方也不过是胡乱堆砌的一堆药而已，这样的“药方”不但对病人的病情没有效果，二十几味药甚至更多的药让患者喝下，败其脾胃更是可想而知。每当看到这样的现象，我总是痛心疾首，可无奈自己并改变不了现状。

上面是体制内的中医，那么体制外的呢，就用孙思藐《大医精诚》的话来概括吧：“夫为医之法，不得多语调笑，谈谑喧哗，道说是非，议论人物，炫耀声名，訾毁诸医，自矜己德，偶然治差一病，则昂头戴面，而有自许之貌，谓天下无双，此医人之膏肓也。”

所以中医很好，中医业很无奈，了解中医业，客观地看待中医业而不是迷信，该如何做，该如何分辩。中医的好是理论上的好，中医业的不好是人的不好，二者必须明确其中的关系。前者是客观整体的科学性，后者是人的思维与心的欲望所影响，因此必须“存天理，去人欲。”有客观整体的因，产生中医的科学，人的欲望与思维的混乱产生中医业的艰难的果。因此才要明确有心的思维与心的学说。

中医如何改变中医的现状，且看《中医现状应求于思维方式的改变》。